當代專家學者為台灣經濟把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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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時候會從出口成長動能著手。但若隨著問題本質持續上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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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現直接左右勞動需求的增加、勞工生產力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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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間接推動薪資和消費成長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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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不亞於出口與消費。不幸的是,
醉雞料理
,台灣民間投資已連續15年處在停滯狀態,固定資本形成年增率從1990~2000年的平均8.21%,一路驟降至2001~2010年的1.20%、2011~2015年的0.96%。進一步探究後發現,台灣潛在經濟成長率偏低,與當前民間投資的五大結構性問題密切相關。首先,面臨人才流失的窘況。從WEF的2016年《世界競爭力報告》可知,台灣整體競爭力雖位居15名,但留住及吸引人才的能力分別落在39名、56名,遠差於韓國與中國。在長期缺乏合格與技術勞工的情況下,企業投資意願自然降低,造成相關工作機會更加萎縮,又再加速人才外流,形成惡性循環。其次,以往台灣資本市場活絡,有利企業籌資,加以新創企業繁多,較易創造新市場。一旦創業有成,即可帶動大量的固定投資,形成推動經濟成長的力量,並回饋至資本市場。資料顯示,1988~2002年台灣股市成交量占實質GDP比、上市公司家數平均以17.9%、10.6%速度飆升,平均經濟成長率亦高達6.3%。但2003~2015年經濟成長率放緩至3.9%,上市公司家數增速減慢至2.5%,股市成交量占實質GDP比甚至轉為下跌5.4%,三者的關係從相輔相成轉為相互拖累。第三、委外生產比例高,對本國投資產生排擠。塔西(G. Tassey)的研究指出,先進製造業廠商將生產自本國移往海外時,短期雖有助成本降低,但因研發與生產往往必須在同一地點才有效率,使下一世代的生產技術多在外包地發展,上下游供應鏈與相關投資也多會跟著移往外包地,使本國產業空洞化。長年以來,廠商「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的後遺症,即是如此。目前資通訊產品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已逾九成,導致相關產品占重大投資僅剩下2%。若占重大投資比達41%的電子零組件業,產品移往海外生產比重續提高,後果更不堪設想。第四、研發總量明顯不足。若就研發金額占GDP比來看,2014年台灣雖低於韓國,卻高過美國、中國與歐盟,看似名列前茅。但各國經濟結構不同,且各業別所需的研發投入也有異,較恰當的衡量方法是觀察研發占高技術及科技製造品出口比,若比重高就代表該國的研發能力夠,使相關產業有國際競爭力。遺憾的是,台灣在此項比重遠落後於上述國家。最後,相較於基礎與應用研究型研發較能帶來「市場創造」創新,並帶動大量的固定投資,台灣著力較多的技術發展型研發則偏向「性能」與「效率」創新(其占總研發比2014年達68%),創造固定資本投資與工作機會的能力較少,使台灣研發對投資的帶動效果較差。既然投資如此重要,為何台灣企業「沒察覺」?原因之一即為克里史汀森(C. Christensen)及貝沃(D. Bever)在〈資本家的兩難〉(Capitalist’s Dilemma)一文中所提,企業主管及投資市場仍多抱持資源是有限的,而新技術卻是源源不絕地冒出來的舊觀念,企業經營遂著重以財務比例輔助進行有效率的資源分配,卻未細想如今全球及台灣都處在資金相當充裕的時代,理應打破既有思維,增加對相對稀缺的新技術投資,而不是一味地怕財務比例變差,把資源集中在庫藏股、外包生產或效率創新等回收較快的項目上,導致市場創造創新遭扼殺及實體投資不足的困境。從前述分析可知,投資是經濟活動的氧氣,而台灣長年投資低迷比出口連13個月衰退更須被高度重視,加上其五大結構性問題非一朝一夕能解決,政府應認清結構性沉痾並對症下藥,投資持續不足才是經濟逐漸陷入缺氧狀態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