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財長會議結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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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兩會舉行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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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央行宣布調降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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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可釋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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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億人民幣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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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穩增長之需。單純從當前大陸經濟金融形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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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降準的主要背景是：一、股市持續低迷；二、各種實體經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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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新公布的製造業PMI指數進一步下降，反映經營環境持續惡化；三、人民幣匯率貶壓明顯減輕，給寬鬆貨幣政策較大的實施空間。這個降準貨幣政策的實施，能不能為穩增長作出貢獻？會不會反而產生新一波的人民幣貶值壓力，或者在一、二線城市製造出又一個房市泡沫？姑且不論，一切讓時間來給答案。但這樣的政策取向，毫無疑問地，已對近幾個月來中國執政當局一再大力鼓吹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構成了很大的混淆甚至是矛盾的衝擊。如今已成為大陸政策界主旋律的「供給側結構改革」，由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去年11月提出迄今，還不滿半年，卻早已成為各級官員及學者專家朗朗上口的新潮詞彙了。雖然迄今為止，尚未看到決策當局或權威部門對此一詞彙作過精準明確的定義，但大體上，應可理解為決策當局認知到此前採取的做法，也就是偏向於凱因斯理論動輒以擴張性手段來刺激需求的政策，似乎效果不彰，甚至反而有許多後遺症，所產生的反思，因而決定改弦易轍，開始重視供給側的改革。具體內容可能是更強調市場機制，更強調效率、生產力與創新，也可以確定與刺激需求並不相容；然而，如今的降準政策，明顯地又走回到了以往的需求側政策老路，此一現象充分反映了當前中國決策當局的「兩難」困局。「兩難」之外，還有「三難」。此番降準，主要目的之一，應是紓解市場資金緊俏；市場資金所以緊俏，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資本的外移；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又與預期人民幣貶值的強大心理有關。也即是說，降準此一政策，與資本外移、資金緊俏及人民幣匯率走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連動關係。果爾，降準之後，意味著貨幣政策之走向寬鬆，自當對人民幣匯率構成進一步的貶值壓力，反過來，豈不又對資本外移及資金緊俏形成更大的推力。換言之，這在本質上等於進入了一個政策上的「三難」困境。無論「兩難」或「三難」，反映的都是當前中國大陸經濟政策面對的窘境。其實，從「經濟政策學」的角度理解，困境從來就是常態，沒有哪一個政策可以同時達成所有目標。決策當局要做的是在不同政策目標間的取捨（trade off）。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與麻煩，明顯地已將執政當局推向了政策三難的前沿，這就是為什麼時不時就面臨到左右為難、顧此失彼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主要解釋。怎麼辦？答案是要找到政策「主幹」，然後有所堅持，不能動搖，否則，三心兩意，游移反覆，必將時時面對各種政策困境或窘境，一如現在。如果我們觀察無誤，那麼當前大陸執政當局的政策主幹應當就是近來一再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改革」，但「供給側結構改革」與「需求側刺激政策」不同，前者理順經絡，補養元氣，但見效慢；後者刺激需求，見效快，但副作用、後遺症多。在「供給側結構改革」與「需求側刺激政策」之間做出選擇，並有所堅持，是中國的挑戰與功課。與中國不同，一般發達國家經濟體制多已臻成熟完善，也就是說已無太大改革的空間。然而中國走上市場經濟還不到40年，所有體制有待改革完善之處比比皆是，意味著中國大陸還可以有很大的改革紅利，但執政當局必須對此有充分的認知、信心與堅持，不輕易被一般國家的刺激政策所誘惑。當下中國決策當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戰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