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共19大舉行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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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突然發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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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著力營造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法治環境」。鑑於這是中共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肯定企業家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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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又值19大前夕敏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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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文頗耐人尋味。海內外關注中共19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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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政治、經濟兩方面。前者又聚焦在：一、「習近平思想」以何種方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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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寫入黨章；二、黨的決策及管理體制有何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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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恢復黨主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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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規模是七人還是五人；三、王岐山是去還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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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留，擔任哪個職位；四、國務院總理是否易人。這些，影響均極為深遠，但答案必須等19大開完才能揭曉。在經濟方面，主要關注點聚焦在：一、市場vs.政府；二、國企vs.民企；三、政商關係；四、增長vs.改革vs.分配；五、未來五年平均經濟增長率。一般關注更多的在第五點，其實第五點是結果，真正更該關注的是會影響到這個結果的前四方面。這只要把長期以來，比如1949年之後迄今為止的80年作個回顧，就可以發現這四個方面在不同的時代(或階段)有幾乎完全不同的思維與做法，因而也導致了相當殊異結果。從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基本路線及運行體制等角度觀察，可以把1949年以後迄今為止及以後一段期間的發展軌跡與趨勢大體劃分為三個階段：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及目前正在起步的習近平時代。在毛澤東時代所覆蓋的大約30年中，一、是100%的計畫經濟。所以沒有任何市場概念或空間，全由黨及政府來主導；二、是100%的公有體制、除了開始的一小段時期，沒有任何民企；三、既無民企，當然也不存在所謂的「政商關係」，國企「老闆」及管理者都是官員而非商人；四、在增長與分配之間，毫不猶豫地更多重視分配。在這樣情況下，經濟運行了30年之後的結果，當然乏善可陳。1978年八億老百姓，基本吃不飽，中國GDP占全球的比重排到了第15位。也正由於再走不下去了，第三度復出且再度掌握大權的鄧小平決定換一條路走，這就進入到了第二階段的鄧時代。鄧時代明顯地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進行了變革：一、把政府的角色與權力更多地交給市場，也即是從計畫經濟走上商品經濟再走向市場經濟；二、允許及開放民企，並對國企進行改革；三、對於增長與分配，主張「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到江澤民執政時期，國企改革造就了一批資本家階層；與此同時，還提出「三個代表」思想，商人終於名正言順踏上中國政治舞台，中國「政商關係」進入關鍵性轉折。整個鄧小平時代，經濟維持了高速增長，中國GDP占全球比重也躍升為全球第二(2010年)，但腐敗問題開始迅速惡化，官商勾結現象相當普遍。更令人關注的是，官商勾結不但在經濟上巧取豪奪，在政治上也連結成不同勢力圈子，甚至形成了跨部門、跨領域、從中央到地方的龐大特殊利益集團，亦即政治學上所謂的「政治寡頭」，這樣的情況在中共18大前已達於顛峰。2012年中共18大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必須對這些惡化中的問題進行根本矯正，習近平的治國理政路線圖因此就設計為：集權、反腐、改革，追求的目標，短期目標，即「2021年（中共）建黨100周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長期目標，即「2049年（新中國）建國100周年」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在這樣的治國理政思路下，從過去的五年到未來的五年，因此可以看到：一、市場受到更大的重視，起到決定性作用，政府則起到更好的作用；二、國企將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與民企共同發展；三、釐定新而合理及健康的政商關係，並從反腐及法治兩方面遏制官商勾結；四、在維持中高速增長的同時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並通過積極扶貧來保證小康社會的實現。從毛時代到鄧時代再到習時代，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政治發展一直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摸的方向，看來是愈來愈正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