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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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亞當史密斯討論市場、貿易、關稅、財產權時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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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政治是分不開的。創設於一八九五年的「倫敦政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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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開風氣之先。
經濟與政治之緊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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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提供了重要線索：台灣經濟之悶與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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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來自政治之鬥與亂。
蔣經國主政十九年威權時代的平均成長率為九％。一九八八年一月他去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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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歷任總統就任時的「日曆年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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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執政頭八年（一九八八—一九九五）的成長率為七‧四％；第二任全民直選後為五‧一％；接著陳水扁第一任三‧三％；第二任回升到五‧六％；馬英九的第一任又變成三‧四％。後經國先生時代的二十五年（一九八八—二○一三）平均成長率為五‧四％。
我們不禁要說：民主政治轉型的代價，就是經濟成長的滑落，接近三點六個百分點；但更要說：經濟之「失」換來民主之「得」，是有它的迷人之處。民主政治創造了一個自由、創業、進取的大環境，這正是「小確幸」出現的前提；這也就是為什麼來台訪客，都羨慕我們自由開放的政治氛圍與自在從容的生活方式。
三位總統沒搞好經濟，根本的原因不在缺少好的財經首長及建議；而是這些政策及方案，在政治干預、妥協、否決下，府院幾乎束手無策，推動乏力，造成了政策停擺與經濟空轉。
陳長文律師說得透徹：「台灣的問題在經濟，而經濟的問題在政治。」，真正的關鍵就出在三位總統的政治信念及從政風格上。
李登輝高估了政治操縱上翻雲覆雨的左右逢源，又受日本影響深；陳水扁低估了政治算計及貪腐帶來的風險，又少人文與國際知識；馬英九錯估了清廉與不沾鍋是政治人物最高的標準，雖有豐富的知識，但相信「全民總統」要全天候工作。他們都堅持自己的做法，都變成了自己政治運作的囚犯。一位自認萬能，卻做了不少萬萬不能做的事；一位聰敏過人，卻已入牢房；一位終年辛勞，卻鮮得回報。
馬英九政治上的不沾鍋、難以發揮領導力與執行力。不善用政治領袖所擁有的「恩」與「威」，「紅蘿蔔」與「棍子」，使他用人圈子小，盟友少；但敵人不少，旁觀者更多。清廉與捐獻是高貴的自我實踐，但選民更要求的是推動政策，解決問題。
二十餘年來的台灣民主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民主淪為民粹、內耗持續不斷、統獨爭議的突出紀錄。這種鋪天蓋地的政治內鬥，再由反對黨、媒體、利益團體擴大與扭曲，造成了「產、官、學、民」全面陷入「恐懼」、「悲觀」、「冷漠」、「不確定」之中—公部門決策不敢大翻轉，大企業不敢大投資、老百姓不敢有安身立命的大規劃。十多年來出現產業結構調整太慢、企業創新研發不夠、出口市場太集中、法令過時等等困境，大部分源自當年「戒急用忍」、「一邊一國」、「鎖國思維」的後遺症，部分來自近年國際經濟衰退及國會亂象等當前政治困境。
操弄黑金政治與民粹的李登輝與陳水扁，傷了自己，更傷了人民；誤了兩岸關係，更誤了國家長期發展。當李登輝與陳水扁無法有清明政治，他們也就無法理清經濟。
這篇短文的初步觀察是：經濟「搞不好」是因為政治「搞不定」；政治「搞不定」是因為政治信念及從政風格「搞不對」。
以馬總統的清廉性格，我們希望「三好」同時出現：除了做人好，還是要先理好政治，才能夠搞好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