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我們可以合理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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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完全不關心勞工貧困與否;勞工只能靠自己的進取心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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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本提供的微薄薪資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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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心理和文化層面再生產自己。勞工一般會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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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別無選擇。這正是馬克思遇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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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可能正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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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建立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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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問題放在一邊。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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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勞工不從事自我再生產,或是因為過勞而在礦井或工廠裡過早死亡(或因為過勞而自殺,一如中國工廠經常發生的情況),而資本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再輕易獲得備用的剩餘勞動力,則資本顯然將無法再生產。馬克思認識到這種危險:他清楚看到,過長的工作時間和致命的剝削程度必須受到限制,而在這一點上,國家立法對保護資本的再生產和勞工的性命同樣重要。保護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所需的條件,與資本再生產所需的條件向來總是有潛在的矛盾。但是,近兩個世紀以來,這個矛盾已經變得遠比以前顯著和複雜,含有許多危險的可能,而且有廣泛但不均衡的地域表現和後果。隨著工廠制度的興起,以及資本的生產系統愈來愈複雜迂迴,這個矛盾變得更顯著。在傳統的工匠技能變得愈來愈不重要的同時,資本對獲得受過適度教育的勞動力興趣大增:資本希望勞工識字、靈活、守紀律和夠配合,足以勝任機器時代要求的各種工作。1864年的英國工廠法案加入教育條款,是資本對勞工的能力興趣日增的一個跡象,而這涉及對勞工在工廠以外的生活有限度的干預。在整個資本體制內,關切這種對持續培養夠水準的勞動力,在全球許多地方與改良主義資產階級的一項政治計畫是一致的;這項計畫希望創造出一個「可敬的」勞動階級,它將避免參與暴動和革命,屈服於資本的勸誘。(摘自《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