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社 分享 facebook 從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提出「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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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經濟」的競選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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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拚經濟」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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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就常常成為爭議政局下的解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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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經濟真的能不管政治？美國司法部1月28日宣布起訴華為公司、數家子公司和華為財務長孟晚舟。沒多久，
消災解厄
，日本的《日經新聞》隨即傳出華為要求台灣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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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台積電、日月光等廠商要將部分產能移往中國大陸。這中美間的貿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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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既是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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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政治問題。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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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對撞下，台灣被要求選邊站的壓力愈來愈大。但台灣企業，有不選的可能嗎？●經濟脫離不了政治，國際經濟更多是政治安排的結果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期待可以單純的「拚經濟」，永遠是癡人說夢。從工業大革命前後的歐洲航海時代，葡萄牙、西班牙建立的海上霸權，就是在君權鼎盛的支持下，向非洲乃至世界各國殖民；當兩國殖民版圖大肆擴張，最終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是當時仍可略高於軍權的神權，由天主教教皇扮演和事佬，三方共同劃分在別人家的勢力範圍，才讓紛爭有所節制。再接著，荷蘭藉由海上運輸業崛起，一定程度的威脅到英國的海霸帝權。當時，荷蘭最厲害的一招，是推行對業主極度保重的貿易制度，只要是委託荷蘭船運業者的貨品，幾乎沒有送不到的，許許多多船主冒著生命危險將業者貨品送達的故事流傳，興起了現代經濟的「制度之爭」。政治，在制度建立的過程中，仍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軍事強大、經濟雄厚，在制度建立上更具發言權，更會為了捍衛政治利益而努力。●從流血的政治經濟戰爭到不流血的經貿戰爭15世紀的海霸紛爭，還有教皇可以當協調人，讓政治為了經濟坐下來談。現代政治經濟的運作又是如何？1975年越戰結束，標誌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軍事挫敗，地球上的權力頭頭逼不得已對軍事戰爭自我節制，開始轉向經濟戰爭。戰爭的第一步，是選定戰場。早在1973年，美、日、英、法、西德（現在的德國）西方國家，就組成了五大工業國組織（簡稱Ｇ5），義大利與加拿大的加入，讓G7在1976年成形，成為國際上最具經濟影響力的政治組織。1997年，蘇聯解體後6年，以美俄為首的東西方冷戰基本上結束，G7變成後來眾所周知的Ｇ8。到了1999年G20登上國際舞台，中國也具備坐上國際經濟談判桌的地位。但還得到2009年，金融風暴以後，中國崛起的經濟力量展現在世人眼前，佔全球人口2/3、GDP規模近85%的G20，才讓非歐非的國家擁有發言權。中國，更因為急速擴張的經濟實力，成為國際觀察家眼中的G2。也就是說，全球經濟與政治秩序的安排，基本上是中美兩國說了算。如果說，15世紀的海權爭霸，兩次世界大戰與後續的越戰，基本上都是流血的政治經濟戰爭；越戰後的世界爭霸，則比較像是殺人不見血的經濟戰爭。光是看這一輪中美互毆的貿易影響，美國一年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約是5，000億美元、約15兆新台幣，經過川普政府三波的關稅設限，受影響的商品達近半、約7.5兆新台幣；中國一年從美國進口約1，300億美元、約3.9兆新台幣，貿易戰下設起的關稅障礙，影響了約85%的商品。中美貿易戰不僅影響兩國，更對世界的貿易造成影響，而且，這個影響還在擴大。●中美對撞是21世紀末最不好的示範G2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提出，隨後世界銀行總裁、中國大陸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等跟進，確認了金融海嘯後的世界經濟秩序，中美兩國最有話語權，但也該負擔最大責任。G2的核心主張是，中美關係在特別安排的架構下對話，以企業社會責任（CSR）關注利害關係人的思維，與受到中美影響的各國和平共榮、密集對話，一起為世界經濟與政治、社會發展與人類福祉努力。然而，川普主政的美國與習近平主政的中國，出現了學者最不想看到的直接衝突。不論是貿易大戰、關稅壁壘、專利防堵甚至司法手段，美國出招、中國回擊，中國挖牆、美國防堵。對人民來說，美國夢愈來愈遙遠，但中國夢也沒有比較近。●台灣在國際產業鏈的角色弱化了中美對撞，對台灣最大的影響是，在國際產業鏈中的角色混淆，難以維持關鍵的鏈結地位。在個人電腦（PC）的時代，美國、歐洲科技大廠是產品原型的設計者，當歐美工程完成設計圖稿下班後，起床上班的台灣工程師接手後續的商業化設計，並交給在台灣、中國都有設廠的台商企業生產，最終把成品或只需組裝後就可出貨的半成品運到歐美。當時，台灣扮演的是歐美創新科技的商業量產支援者，是中國大陸工廠的管理，也是東西方運輸與物流的安排者。智慧型手機時代，蘋果公司獨立完成原型與終端產品的設計，台灣企業專注於零組件的生產與組裝，中國大陸開始扮演了挑戰者的角色。美國有臉書、中國有微博，美國有亞馬遜、中國有阿里巴巴，美國有蘋果、中國有華為…。美國依然是科技創新的領先者，美國企業依然引領世界風潮，但中國大陸的獨特市場，不但可以讓企業在中國複製美國模式，還可以反過來危急美國企業的地位。在這美國有什麼，中國也可以有，規模還很大的新局面初期，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政府對中國大陸的態度還相對溫和，台灣還可以左右逢源，但到了川普時代，中美貿易摩擦因政治手段升溫，台灣可以生存的夾縫似乎就變小了。●台灣還可以有自主選擇？從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一句「笨蛋，問題在經濟」競選口後以後，經濟在21世紀就經常是民主國家的選舉主軸；台灣的政治人物也常常出現「拚經濟」的口號或政治語言。但「問題在經濟」的潛台詞卻是，「解方在政治」。川普美國製造、要求企業投資美國的政策，是來自「美國優先」的政治思維；習近平初上任提出的一帶一路與內部形成的「中國製造2025」，是來自「中國對接世界」的新外交主張。台灣從李登輝前總統的「戒急用忍」、陳總統前總統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馬英九前總統全面擴大兩岸交流，到蔡英文總統的新南向，政治大方向都深刻影響經濟，有企業從政治方向中獲益，也有人受害。說到底，台灣現在並不缺政策，也不缺經濟發展模式，台灣最缺的其實是「共識」。台灣不但缺乏在兩岸政策上的共識，也缺乏在能源政策上的共識，甚至也缺乏社會各界有關經濟發展模式的共識。這些共識不但攸關企業投資決策，也攸關一代人的選擇。從需要在中國大陸管理與行銷的人才，到東南亞國家的開闊人才，需要的語言能力、法令與潛規則了解就都不一樣。我們沒有共識，新的一代就難以對自己的未來有較為清晰的想像；更別說台灣在國際間的籌碼原本就很少了，缺乏共識不但讓我們失去談判的力量，更缺乏選擇的能力。台灣必須選擇，也還有選擇；但不會是要選擇更靠攏美國，或是更靠緊中國。我們要選的是一個共識，一個發展台灣的共識。是從國際產業鏈快速變化中，一個可以扮演角色的選擇。不論是作為零組件生產供應商、創新產品的商業量產製造商，或是連結美中商品鏈的關鍵貢獻者，甚至是新商業模式的試驗場、責任經濟的典範，找到一個關鍵角色的共識，讓政治決策為這個共識服務，讓企業可以在共識下發展，個人也可以更清晰的想像未來，才是台灣必須的選擇，也是我們還可以自主做出的選擇。因為美國的301條款與貿易障礙清單，中美兩國的互相設限，影響的商品金額至少是一年10兆新台幣。資料整理／經濟部 分享 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