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近來一連串劍拔弩張的貿易地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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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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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由聯合國出版的「2018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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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媒體轉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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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是篇有助舒心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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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一來報導內容多離不開陳述名次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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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就是在質疑排名與為排名之間找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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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元角度申論，最後還將台灣的名次進步以「小確幸」做結，無視「快樂報告」本身之於公共政策的啟示意義。在經濟研究工作者看來，該份夾雜著主客觀調查的報告橫跨了經濟、政治、社會與心理等領域，正是摸索社會最適(Social optimum)的一種嘗試；白話的說，如欲民眾真正感到快樂，不是準備客觀條件就可，還須理解支持主觀感受的其他因素才行。 至於該份報告用以衡量「快樂」的六大變數－包含收入、平均壽命、社會支持、自由度、信任和慷慨等，經濟學家容易以「經濟支持」為基礎，解讀各個變數其實互為相關，諸如高平均壽命的預期與醫療資源、社會支持的完善高度相關，而自由度、信任和慷慨除了社會文化因素外，多數時候還須立於社會有餘的前提上，也難怪該份研究從移民幸福感的調查中，找到與快樂國家調查類似的軌跡。經濟日報提供 分享 facebook 當然，報告中也有幾個特殊案例。西非的多哥(Togo)在排名上進步最多，與當地戰亂告歇、政局趨穩並開始建設醫療等基礎工作有關，換句話說基期過低，所以進步顯著；至於人均收入偏低的拉丁美洲，福利制度自是與先進國家難比，但調查發現家庭卻是造就快樂感的最大來源，據統計巴西人單週拜訪朋友的頻率甚至高達歐美國家的三倍，可見一斑！同樣的，物質不代表一切的例證在中國比比皆是，諸如搬進都市的移民明明收入較高，但快樂程度反不如返鄉者，透露了中國當局在致力城鎮化過程當中，一些制度環境上的配套條件還未臻成熟，包括未放開的戶籍管理制度、偏高的土地勞動成本降低投資吸引力等，都會降低當地對外來人口的包容性，以致快樂感與名目報酬出現分歧。另個快樂感與財富的反例是美國(如上圖)。據報告指出，美國民眾的快樂感早在2000年後走低，與同期間逐年上升的人均GDP明顯乖離，對此研究雖以用藥、肥胖、憂鬱做為三大侵蝕快樂感的來源，也反應了美國民眾身心理健康都有待改善的現實，可釀成此勢的社會問題複雜，某種程度上與近年逐漸擴大的貧富差距脫不了關係，也持續考驗著美國當局如何在經濟與福利兩端平衡治理；可惜的是，如今看來川普政府不僅缺乏阻止此勢的意願，甚至不具解決問題的能力。不過，正如同「安知魚樂」的濠梁之辯，快樂指數的測度結果只能參考用，不排除部分統計還帶些政策宣傳意味，去年英政府即發表了一份官方研究，指出國民快樂指數持續上升，絲毫不受脫歐影響。唯有步步解決社會問題，快樂感才能真正到手，計較排名、或是以井觀天，恐怕只會把快樂越推越遠。(作者是國票金控總經理丁予嘉博士)，